专访｜制片人冯微微：《大考》，一场所有人的“大考”

　　最近刚收官的电视剧《大考》，是一部在近年来国产剧创作中，比较独特的作品。它聚焦于一座县城的两所中学，一群师生，将疫情、洪灾等背景融于其中，立足于2020年的高考，以家庭和学校为单位，讲述了大家协力奋战，共度难关的故事。

　　喜欢这部剧的观众评价“如同亲身经历人生百态”“写百姓，写现实，写群体中的个体，今年最精彩的群像剧”，《人民日报》评论称该剧“反映出当下中国青年昂扬蓬勃的姿态和奋斗拼搏的力量”。

　　在澎湃新闻的采访中，爱奇艺副总裁、艺匠工作室负责人、《大考》的总制片冯微微说道，“2020年高考，不仅是学生的大考，家庭的大考，教师的大考，教育系统的大考，社会的一场‘大考’，国家的一次‘大考’。也是对于这部剧的创作团队的一次‘大考’。”

　　2020年高考结束后，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找到爱奇艺平台，希望能做一个以这场高考为主题的电视剧项目。2020年高考的孩子，很多都是在2003年前后出生，可以说是“生于非典，考于新冠”，这届高考生所面对的难题，同样也是全社会所关注和面对的难题。

　　在原创电视剧《大考》创作研讨会上，爱奇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创作的主题，但主题先行的作品，如何破题，却是最困难的。“我们的立足点是孩子还是家庭？应该去哪里拍摄？采用怎样的表现方式？它应该是什么样子，当时我们心里是不清楚的。”冯微微回忆，仅是前期讨论《大考》的主创团队就进行了三十多次会议，团队前期调研，去了十几所学校采风，更是采访家长、学生、教师达上百人次，《大考》的故事、人物，才逐渐成形。

　　“高墙”不是别人设的

　　近年来，国剧市场不乏教育题材的爆款好剧，比如《少年派》《小欢喜》《小别离》等等，但这些作品大多将故事背景放在北上广等一线大城市，聚焦都市中产家庭的教育焦虑和反思。然而《大考》则不同，将故事背景放在了安徽歙县，一座大多数观众不算熟悉的县城。据悉，2020年歙县遭遇了五十年不遇的洪灾，本就因疫情延期的歙县高考，又因这场洪水而困难重重。

　　这样重大的事件当然“值得书写”，但整个主创团队对歙县都是陌生的，去陌生的地方进行拍摄，要面临很多制片端的不可控风险。“对这个地方，我基本两眼一抹黑，”冯微微说，“但事实证明，去歙县拍太正确了”。

　　为了更好地了解2020年的安徽歙县高考，主创团队多次去了安徽黄山、歙县等地实地勘景、采风，当地市委市政府和教育部门的领导，以及相关洪灾的亲历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，主创团队还看到一组记录2020歙县高考的照片，孩子们在考试，校门外，武警们守护考场，有家长自发给帮忙的武警打伞；待孩子们考完出来，有孩子自发地向武警们鞠了一躬。真实的故事和细节，感动了主创团队，他们坚定，这段故事应该被放入《大考》之中。

　　冯微微坦言，在策划创意过程当中，要不断去推翻之前的想法是一件“痛苦”的事儿，但随着采风的不断深入后，这些反复是值得的。

　　比如一开始，主创们并没有想到要把校长作为塑造的重点之一，冯微微介绍，她与编剧宋慕歌和于法润等一起组成前期策划团队，采访了多所中学的校长，最终发现：“一所好的学校，它的灵魂人物校长非常重要的。”

　　“很多时候我们创作者有思维定势，会想当然觉得主题先行的剧应该是怎样怎样的。”冯微微思索道，“这部剧创作的过程，对我是一个‘感悟和成长’的过程，很多时候‘高墙’真的不是别人给你设的，是我们自己心里有一堵墙，这墙是你的认知造成的。在创作过程中，要不断拓宽认知，在内心的高墙上打一个洞，走出这一步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是个井底之蛙。”

　　冯微微直言，面对各方建议，除了坚定外，还要去包容和接纳，去尝试。“我们的创作是逐渐找到答案的过程，是拓宽之前的创作视野的过程。来自外界的建议，也许能帮助我们打破固有创作方式和一些思维的条条框框。”

　　《大考》由《鸡毛飞上天》《白鹿原》等经典国剧的编剧申捷担任艺术总监，由他将主创团队调研和查阅的大量资料进行梳理和破题，搭建起了清晰明确的故事结构和分集，由编剧团队落地剧本，由导演沈严把握该剧整体风格，由老中青三代优秀演员贡献贴近生活的准确表演。在主创们的共同努力之下，《大考》把高考这个时间节点的家庭记忆和疫情抗疫结合，将社会记忆、家庭记忆和国家记忆融合，既形成了宏观的社会全景，又描绘了一个个微观的家庭和个人。

　　扎根现实，才能拓展深度广度

　　做完《大考》，冯微微更加深刻地认知到，现实题材剧一定要扎根于现实。冯微微表示，不管是不是主题先行，归根到底，创作者还是想做老百姓爱看的作品。“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很明确，这个故事不能悬浮，要接地气，宏大主题，还是要以小切口进入，以人物的真实经历去展现我们的主题。”

　　创作前期，在总局领导的带领下，主创团队与教育部有关司局进行了座谈，并赴教育考试院进行了调研。主创团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，走访了安徽歙县中学、宁波镇海中学、丽水中学、杭州第二中学、杭州学军中学、杭州高级中学等10多所高中，采访了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四川大学、中国传媒大学等近10所大学的学生，先后共采访家长、学生、教师上百人次，在这个采风的过程中，主创们逐渐意识到这个故事绝对不能想当然。

　　冯微微举例，2020年的高三生因为疫情原因高考推后了一个月，“我们本来以为，推迟一个月孩子们应该是开心的”，“某种程度上来说，高考推后一个月，这也是一种教育公平的体现。”但采风调研也发现，不同区域，不同家庭情况的孩子，包括不同家长，对推迟高考这件事，态度是不一样的。

　　前期采访中有几个孩子对主创们说过一句话：“早死早超生。”有些生活条件拮据的家庭里就一个智能手机，甚至没有智能手机，或者家里网络信号不好。“那你说这些孩子们的网课怎么上？”怎么解决这些孩子和家庭面临的问题？对于这种情况，国家也配套实施了系列措施，包括剧中为了一个孩子建一座电信通讯基站的情节，同样来自真实事件改编。

　　“长期以来，国产剧容易把青春成长题材做成一个象牙塔般的世界，孩子们在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封闭小世界中(学校)，进行成长的思考，放大青春的情绪。但现实生活并非如此，校园是社会的一部分，在社会与家庭正在面对的议题和困境面前，孩子们无法置身事外，校园并非庇护他们外物不扰的乌托邦。而《大考》所做的尝试，是提升了相对垂直内容领域的青春题材的格局，拓展了青春题材主题的深度和广度，让它有了成为全民向作品的可能性。”

　　“而主题的广度和深度用什么去拓展？一是要加入更大范围观众群体所关注的议题，二是人物的真实性要让观众有所共鸣。”冯微微直言，在一开始的创作中，导演沈严、艺术总监申捷、总编剧聂成帅和爱奇艺团队就达成一致，“我们一定要规避所谓的‘伟光正’、‘高大上’的人物。”

　　《大考》中，设置了一座县城的两所高中，两位高中校长，一个是坚持素质教育的史爱华，一个是更注重如何提高学生成绩的王本中，虽然二人教学理念迥然不同，但人物塑造却都朴素真实。

　　冯微微提到，史校长的原型来自宁波镇海中学的吴国平校长。“吴校长就是主张素质教育，关心学生的心理问题，他每天晚上都会去巡视校园，一开始我们还以为他作秀，结果我们连蹲了好几天，发现人家的日常就是这样。”

　　王本中是广大观众更熟悉的高中校长形象，组织高考誓师大会，给高考生大打“鸡血”，要求学生们一大早就开始学习。校长在剧中说，“我们的题，都是老师们做出来以后再让孩子们做”。这也是主创团队采风所得的细节：镇海中学的老师为了避免学生们无效刷题，会把所有的题都自己做一遍，老师都做不出，就不给学生们做；老师做得出的，也要先找到最优解再给学生们。

　　像主人公之一“留守少女”田雯雯，也有原型人物，是主创们在采风过程中得知：一个即将高考的孩子在疫情期间独居了一个月。剧中高铭宇这样的孩子，在一线城市为背景的类似题材作品中很难被书写到，他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，又要照顾患病的爷爷，又要面对人生最重要的考试，人物原型是丽水中学一位成绩优异的特困生。

　　还有一些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故事情节，也有原型故事，比如史校长升国旗的桥段，这是主创们在浙江采风中发现，丽水中学的一位老师，疫情期间独自主持升旗仪式，师生在线上观看。播出后，网友们纷纷对这个情节点赞，留言被感动到了。还有高考前最后一课，学生给老师写信的段落，故事原型为杭州学军中学的陈萍校长，学生在毕业前给她写信，称陈萍校长是“能记住学生名字的校长”。主创们将这个情节呈现到剧中后，也得到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好评。

　　据冯微微介绍，《大考》故事里，除了学生和家长，校长和老师，社会方方面面的群像人物，也多有编剧团队采风得来的原型人物和细节。社区工作者、医护工作者、人民警察......各行各业的从业者，在洪灾和疫情时助孩子们全力赴考，送孩子们渡过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条河，因这些人物皆生动具体，这样的剧情才能迸发出温暖的力量。

　　事非经过不知难

　　2022年2月建组，4月开机，9月便开播，《大考》经历了极其紧张的创作周期。冯微微和沈严导演是第一次合作，她对沈严导演非常赞赏，认为他是一个在内容理解和影像风格把握上都非常优秀的导演，经历了这次考验不断的拍摄过程，她笑言，跟导演应是建立起了“革命友谊”。

　　拍摄时期最大的考验，来自疫情下的不确定性。《大考》剧组先后碰到了上海、杭州、金华、南京、北京、安徽徽州的疫情。因为疫情，部分已经定好的演员无法进组拍摄，只能临时换角；全剧70多个实地场景，几乎每一个景，都要面对疫情带来的可能的变数，有一些拍摄因为这些不确定因素进行调整。“明天要拍了，今天告知，因疫情防控拍不了”。

　　即使当地市委市政府、教育单位、医疗单位、铁路部门已经全力支持拍摄需要，但剧组依然要面对疫情带来的实际困难以及当地群众可能的担忧。对于剧组来说，停拍一天所产生的超支损失都是难以估量的，同时对全组人员的内心也是一种煎熬。而《大考》中间停拍了5天。

　　“剧组的部分车辆牌照是外地的，当地个别居民因为紧张疫情会投诉；在学校拍摄，部分家长怕人群聚集有风险，影响孩子们上课，这种担忧我们都很能理解。”

　　最难的一次，是上海疫情期间，《大考》要在高铁黄山北站拍摄，高铁黄山北站属于芜湖车务段管辖，隶属于中国铁路上海局。疫情期间，铁路管理严格，在公司首席内容官王晓晖的协调下，中国铁路上海局克服种种困难，给予了剧组拍摄大力支持。“疫情期间，高铁站的工作人员需要考虑旅客安全、行驶安全和消杀问题。所以我们必须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拍摄。”

　　关关难过，关关得过，冯微微自嘲，拍《大考》期间，她关起门来偷偷哭了好几回。“但大家都难，都不容易，我们在拍《大考》，而整个社会正在经历这场‘大考’，我们要理解。”

　　“这一生很难有这样的制片经历了，我希望这样的经历，一次就够了。”冯微微说道，“《大考》从头到尾，我认为我们没有一句话、一场戏是在说教。因为我们自己经历了，感动了，难过了。做完《大考》我大概率不会轻易再说‘感同身受’几个字，事非经过不知难，我现在更加尊重敬佩坚持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同行们了，比如同期在安徽拍摄《县委大院》的正午阳光的同行们，他们也很难。”

　　制片人要有“成本意识”

　　冯微微谈到，爱奇艺近年来深耕现实主义题材，聚焦高质量头部内容。从前几年引发强烈社会反响的《山海情》《觉醒年代》等，到今年的《人世间》《警察荣誉》《亲爱的小孩》，既有时代背景下的宏观叙事，也有聚焦当下的社会议题，但无一不是在传统话题中寻求创新表达。“爱奇艺一直在鼓励创新，希望能不落俗套地做现实题材作品”，冯微微认为，这是“平台基因”：“爱奇艺去年是降本增效，今年是冷静增长，但爱奇艺整个策略升级的过程当中，都坚守着‘不惜一切代价打造好内容’的原则。”

　　作为制片人，往往经常面对一组矛盾：艺术质量和成本控制。“一个称职的制片人，必须有成本意识。”冯微微道，“但制片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：去制片人化。”

　　“制片人当然很重要，但要明白自己什么时候该强烈的存在，什么时候要弱化甚至无视自己的存在。”

　　在《大考》拍摄的全程，冯微微都在剧组，可通常都处在“隐身状态”，即“在某个角落呆着，尽量让大家不会注意到我”。在她看来，拍摄是导演的主场， “如果我们在拍摄意见上有细微的不一致，一定以导演的意见为准。”但当剧组面对一些制片的现实难题，比如场景出了问题，制片人就得上了，要去解决问题，要给大家安全感：没问题，明天一定能拍。“制片人不是导演，不是编剧，那制片人要做的是什么？要激发各个部门所有创作人员，拧成一股绳。”

　　“制片人要明确自己的位置，你什么时候做那个托底的人，什么时候做那个放手的人。”她认为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最大程度激发团队的创作激情，提高创作效率，“正如《大考》表达的主题一样，只有形成合力，众志成城，才能解决困境和问题。”

　　澎湃新闻